□  周德梅  郑黎

共和国历史的天空中，为原子能事业贡献力量的人们化为星辰，守护苍穹。郑林同志是其中一颗闪耀光和热的星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践行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弹一星发展历程”展览馆展厅里，悬挂着一张珍贵的照片。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席来到原子能研究所中关村物理实验2号楼，参观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的中国第一座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模型。在反应堆模型前，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询问原子能研究所新基地建设情况，一位儒雅、俊朗的同志讲解汇报工作，他正是时任原子能研究所党委第一书记、副所长的郑林。延安时期，他被朱家壁亲切地称呼为“小玉溪”。

一

郑林，原名郑宗虞，1917年9月出生于玉溪中所营“郑土锅”村一个富商家庭。祖父郑天德是清朝国子监太学生；大伯郑兰瑞是玉溪“源兴利”商号创始人；父亲郑兰芝自幼饱读诗书，颇有贤名，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在九龙池及其周围四十二屯的农村社团组织中任职。

“郑土锅”村落不大，小巧地镶嵌在玉溪坝子中。泉水出于奇黎山，在九龙池汇成小河，穿过村头石桥蜿蜒而下，轻轻环抱村落，而后从村尾依恋而去。绿树掩映村中曲巷相通的院落，几树桃李点缀着滇中乡村的秀美宁静。郑林在“郑土锅”村度过无忧的青少年时代，直到寓居昆明玉溪街自家商号读书。

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郑林顺利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虽然当时昆玉两地交通不便，但他假期经常返回玉溪陪伴母亲。母亲郑张氏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常年吃素，腌制咸菜的手艺了得。郑林带着亲人的期望发奋读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并获奖学金。

1936年，郑林在玉溪。

虽出身富商家庭，但郑林从小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大学期间，他经常接触进步思想和进步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被迫迁往四川，民族的苦难、百姓的流离失所激发了他救国图存的抱负。1939年2月，22岁的郑林经同学熊德昭介绍，在成都华西区一位外籍教授的寓所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握紧拳头宣誓，此后用一生的坚守履行了铮铮誓言。

不久，郑林大学毕业，何去何从？彼时正是家国蒙难的时候。离家日久，回到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玉溪和家人团聚是人之常情，云南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许许多多的人奔向那里。他的父亲和四哥已经回到玉溪北城街经营纱布生意，三哥有病在身，两个弟弟还在读书，家人希望他能回到家乡，利用所学光大祖业。另一方面，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沦陷区的人民正处于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生死存亡之秋，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

郑林把云南省教育厅的分配通知放在一边，毅然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到延安去，到抗日战争的前方去！临行前，他上街给父母买了羊皮长袍，寄回家中以慰父母挂念。他选择了一条充满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道路，不知何时，埋骨何处？投身革命即为家，十数年音信全无，新中国成立后，安定下来的郑林终于和家人取得联系，以为他早已葬身战乱的母亲痛哭流涕。忠孝难两全，因工作特殊和繁忙，彻骨思亲的郑林只能每月寄钱回家赡养母亲，直到1958年老人去世，也没能再见一面。少小别离，家乡的亲人和山水成了魂牵梦萦的追忆。

二

按照组织的安排，郑林到成都八路军办事处穿上八路军军装，戴上标志，向延安出发，“白面书生”投笔从戎了。这是一次“逆行”，他放弃了富裕的家庭和安逸的环境，抱着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奔赴敌人的后方，奔赴全国最危险、最艰苦的前线。

到了延安，郑林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在宝塔山下，延河水边，他边劳动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素养；在桥儿沟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更坚定了革命信念，不久就由候补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工作学习中朝夕相处，郑林和朱家壁等云南籍革命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乡音乡情不改，他被朱家壁亲切地称呼为“小玉溪”，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称呼。新中国成立后，他请朱家壁定期寄来《云南日报》，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从延安开始，再到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郑林和同为革命青年的王雨相识相知，1943年他们结为革命伴侣，同生死共患难，连蜜月都是在行军中冒着枪林弹雨度过的，他们一起走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

1945年，郑林和王雨在石家庄。

1939年至1945年，郑林、王雨先后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奔赴晋察冀根据地行军，敌伪扫荡开始后的鳌鱼山游击战，平西、平北根据地战斗。他们无数次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山路崎岖，坡陡岩险，缺衣少食，最危险的还是重兵把守、炮楼林立的关卡和敌人的围追堵截。斗争是残酷无情的，环境也极度恶劣，许多熟识的战友和同志都牺牲了。在革命斗争中，组织需要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即使是新婚夫妇，根据工作需要，他们只能分离两地，在危险的斗争环境里彼此牵挂。哪怕是郑林1944年在定县白求恩卫生学校体检时，发现患有心脏病，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毅然到了斗争最艰难的平北地委坚持战斗。

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郑林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斗争考验，锤炼了坚韧不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革命者中的优秀代表，逐步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领导岗位：1948年7月至1949年9月，郑林任石家庄市第一区区委书记、区长；1949年9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1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三

1956年9月，郑林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58年10月成立中共原子能研究所委员会时，郑林出任党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副所长（所长为钱三强），同时任二机部（后更名为核工业部）党组成员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委员。

1955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果断作出研制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当时作为一项绝密工程，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伟大的事业中来。

1959年11月，郑林（左二）出席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全权代表会议期间，中方研究人员在一起交流。郑林对面的是著名科学家王淦昌。

由于原子能事业发展需要特殊条件，中央决定在北京西郊建设新科研基地，并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指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放在新基地中。1958年7月，一座新的原子能科研基地在昔日的荒滩田野上奇迹般矗立起来了。为使新基地建设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1956年9月，国务院决定，将建设中的新科研基地与物理研究所合并，称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956年至1966年间，郑林参加了中国核工业由初创、发展到胜利完成“两弹一艇”研制的全过程。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同时也是分管化学方面工作的副所长，他如风帆聚力鼓劲，以高度的责任感、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调动各方面有利因素，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攻坚克难，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给研究所的各项任务。

郑林（1959年摄）。

那个时期，研究所召开了三次重要的党员大会。1958年10月，“一堆一器”建成后，原子能研究所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郑林任党委第一书记，李毅、钱三强、罗启霖、梁超任书记处书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新党委立即组织科技人员掀起科学研究的工作高潮，较快取得反应堆运行后的第一项中子物理成果；在反应堆上第一次试制成功33种放射性同位素等成果；掌握了“堆”“器”运行维修技术，为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按二机部指示，所党委成立核潜艇动力反应堆工程研究领导小组，组织了近200人的科研设计队伍，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工作，我国核潜艇动力反应堆研究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全力以赴抓发展的关键时刻，我国遭遇了外部和内部双重压力的特殊时期：一方面是当年国内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是苏联撕毁合同、停止援助、撤走专家，新生的核事业科研团队必须去克服重重困难。

1960年1月，苏联专家撤走之前，所党委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表彰了123名“党员模范工作者”，要求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提出了“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中去”，所党委发出技术攻关动员令，有针对性地对科研力量重新排兵布阵，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工作。

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许多昼夜攻关的科研人员因长期缺乏营养和疲劳，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员患上了浮肿病、肝炎。为此，所党委专人负责组织好农副业生产，到东北建农场，到舟山合股置船捕鱼，利用房前屋后种瓜点豆，想尽办法改善科研人员伙食，保证攻关任务。

面对特殊时期的困难，原子能研究所集中力量，优先确保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铀-235生产线和“两弹”过关的一线任务。科学家们昼夜奋战、团结协作，攻克一道道难关，到1963年12月，胜利完成了六氟化铀的生产任务，为扩散厂启动试车和投产赢得了时间，为我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点火中子源是原子弹引爆装置的重要部件之一，负责这项任务的王方定小组，不顾严冬酷暑，在条件极端简陋的实验室里，经过三年978次反复实验，终于制成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罗布泊基地。

1963年4月，战胜了苏联撤走专家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后，原子能研究所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郑林代表党委作工作报告，总结1958年以来原子能研究所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郑林为书记，李毅、钱三强为副书记的第二届党委班子，攻关正酣的干部职工精神振奋，许多科学家表示：愿把毕生精力献给国家。    

1956年，郑林的革命伴侣王雨也到二机部工作，任干部局处长，参加了二机部各级组织的组建工作，在科技人员、领导干部选调、培养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两弹一艇”攻关的特殊时期，作为党委书记，郑林胸怀大局、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很多科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原子能研究所发展的黄金时代，职工增至3900人，其中科研人员1700人，科研技术部门扩展到20个，填补了大批空白学科，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既完成了国防任务，又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为中国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林曾于1959年和1960年两次出使苏联：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签署的全权证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出席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全权代表会议，并签署有关文件；作为中国科学院同位素应用委员会副主任率团赴苏联考察同位素应用技术，为在我国发展和推广核技术应用作出了贡献。

1965年12月，郑林在杭州。

1964年10月16日，大漠深处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1990年，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核工业部）撰写16位对核工业科研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组织领导者的传记，郑林也名列其中。传记中写道：“郑林同志在政治上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向不良倾向做斗争；在作风上，对自己严格要求，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党的任务，倾注全力，敢说敢做，雷厉风行，是核科技战线上优秀的组织领导者。”

四

1966年秋天，沉浸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的人们孜孜不倦地忙碌着，不知道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风暴即将来临。1966年7月，郑林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不到半个月，就被原子能研究所的“造反派”以“揪斗走资派”为由带回批斗。

在此期间，郑林蒙受不白之冤，被批斗、关进“牛棚”达七年之久，遭受迫害，身心蒙尘。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他安慰、鼓励一样被抄家、批斗和关进“牛棚”的副所长、化工专家汪德熙，要以乐观精神面对一切。

1973年8月，二机部终于结束对郑林的“专案审查”，召回北京，安排在北京市科技局任党委副书记。长达七年的身心折磨，使郑林的身体非常虚弱，特别是他的风湿性心脏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斗争环境恶劣，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回北京后本可以住院疗养或者在家休息，他依然初心不改，对待个人问题从不患得患失，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拖着病体，又踏上新的工作岗位。他指着世界地图对孩子们说：“要把眼光放长远些，看看整个地球，一个人就显得太小了，这样想想，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到了北京市科技局，郑林为国家急需的科技领域建设忘我工作。放射性药物领域作为放射性核素应用方面极为活跃的一个分支，能直接为人类的健康服务，郑林到北京师范大学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研究室，现场参观并听取专题汇报，批准了科研编制并成立北京回旋加速器放射性药物实验室，他的远见卓识，为科学家们之后对锝药物化学研发及应用提供了基础平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作为北京地震大队的上级领导机关——北京市科技局立即忙碌起来，值班室电话昼夜不断，接受北京和河北各监测站的记录，并随时向北京市和中央汇报最新震情。当时郑林的病情很严重，但他悄悄藏起病情通知，在地震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市科技局的抗震棚里，靠药物和氧气袋支撑着病体，坚持工作在第一线。一天晚饭后，家人们到北京市科技局看望他，看他带病在四面透风的简易抗震棚里忙个不停，非常心疼，郑林却乐观地说：“现在是特殊时期，这里条件比一般老百姓好多了。”

粉碎“四人帮”后，郑林内心振奋，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作斗争，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的家人都误以为他的病情没有再继续发展。深夜心悸、呼吸困难，不能躺平睡觉，他就坐起来半靠着休息，第二天依然挤公共汽车往返两个多小时到单位上班。他把工作岗位上每一刻的坚守作为自己人生的基石，为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全部的热爱和聪明才智，做到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1977年1月25日，郑林同志终因劳累过度，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在朝阳医院悄然去世。在他不足60岁的岁月里，近40年的光阴是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奉献的，他深情而睿智的目光凝望着他深爱的祖国，他博大而坚定的胸怀牵挂着他为之奋斗的民族。融入宏伟的事业，他把自己看得很轻很轻，不曾居功自傲；他把自己看得很重很重，未敢懈怠轻慢。他仿佛化作了日出东方前那颗启明星，或者是太阳身傍那缕璀璨的霞光，永生灿烂。（本版图片均由郑林家人提供）

史料提供、文本审阅：玉溪市委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