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八人猎虎铜扣饰。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滇国，青铜扣饰是滇人腰间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品，不仅再现了滇人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还反映了滇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在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有一件八人猎虎铜扣饰，表现的内容颇为丰富，铸造精细，构思巧妙，组合紧凑有序，让人很难不去注意它、探究它。

人犬虎蛇“同框”

八人猎虎铜扣饰通长11.8厘米、高6.6厘米，年代约为西汉时期，整体呈不规则的形状，人、犬、虎、蛇等形象被巧妙地铸造在一起。在背面铸有一排矩形齿扣，便于系戴。

这件铜扣饰上排列的八个人均侧屈腿，全部站在一条竹节纹蛇身上，都穿着短衣短裤，赤着脚，头顶高髻，佩戴臂镯、耳环等饰品，是典型的“椎髻之民”。其中，五个猎人手持长矛，一个人怀抱铜鼓似在用手击打，他们肩上扛着一只猎获的老虎，大家欢快地和着鼓点舞动，有两只猎犬追随、穿行于他们腿间；队伍前方有两个人，一人怀抱公鸡，一人手捧酒器，似在迎接凯旋的猎人们。

异形青铜扣饰的精品

云南的青铜扣饰起源于春秋时期，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中地区，可分为规则的几何形与不规则形两大类。其中，规则的几何形青铜扣饰按形状划分，可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以圆形青铜扣饰数量居多；不规则形青铜扣饰的图像最生动，制作也最精美，按题材划分可分为动物题材、人物题材以及异形青铜扣饰三种，动物搏斗青铜扣饰是动物题材青铜扣饰艺术中的精品，人物题材青铜扣饰多表现滇人生活场景或者社会重大事件，异形青铜扣饰并不多见。

八人猎虎铜扣饰是一件典型的不规则形青铜扣饰。这种扣饰是根据器物表面的人物和动物不同的动态特征制作的。为使人物和动物不致松散，影响整个构图的美观，扣饰下端一般要加铸横卧的一条蛇或两条蛇，以增强整体感。八人猎虎铜扣饰表现的猎人虽然多，充满了画面，但整体构图非常紧凑和巧妙，无论是八个人物，还是被猎获的猛虎和追随的猎犬，都安排得极为精当。同时，铜扣饰的下部铸有一条蛇，人物和动物都站在蛇身上，这一设计起到了串联起整体的作用。

八人猎虎铜扣饰采用了浮雕手法，表现的空间不大，但是表现的形象生动，明快而富有层次，整个图像造型极富动态感，有着扣人心弦的感染力。

再现滇人真实狩猎场景

与铜贮贝器一样，青铜扣饰上的图像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和现实生活，真实反映了古滇国生产、生活的不同场景，比如狩猎、舞蹈、祭祀、掳掠及动物搏斗。八人猎虎铜扣饰再现的是滇人狩猎归来的场景，可以想见猎人们必定是与老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才有了酣畅淋漓的欢喜表情。这也反映出古滇人在追捕凶猛异常的动物时，是依靠多人的团结合作来完成的。

其实，在古滇国的大量青铜器中，表现动物题材的雕像及图像的数量非常多，特别是狩猎题材占了较大的比例。这是由于滇文化区处于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丛林密布，有大量动物栖息其间，为滇人从事狩猎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滇人长期与各种动物共同生息繁衍，必然使狩猎成为向大自然索取肉类资源的一种生产手段。可以说，狩猎在滇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农业、家畜饲养等生产方式以外重要的物质来源。

滇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

考古学者发现，出土的青铜扣饰主要集中在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两大墓地，其他滇国墓葬数量较少，说明当时青铜扣饰的使用并不普遍，多限于滇国上层社会。而且青铜扣饰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中，小型墓葬中少见，这也说明它是一种高级装饰品，主要被当时的滇国王侯、贵族所拥有。八人猎虎铜扣饰出土于江川李家山68号墓，这是一座典型的大型墓葬。

在古滇国时期，青铜扣饰的功能是丰富的，在滇青铜器图案中，一些人物胸前、腰间系戴或悬挂着青铜扣饰，这是青铜扣饰的服饰装饰功能；在一些滇人发髻上也有类似青铜扣饰的饰物，说明一些小型青铜扣饰可能是一种束发的发饰；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金腰带及青铜扣饰组合证明青铜扣饰还具有类似于带扣的实用功能。此外，青铜扣饰还是财富的象征，并且具有特殊的“史书”职能，甚至它还可能是一种巫师法器，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神秘的作用。

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的青铜扣饰以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为代表，形式多样、工艺精湛，堪称云南青铜扣饰艺术的一座高峰。据专家的研究，圆形青铜扣饰应该是云南最早出现的，云南青铜扣饰的出现可能与远古时期氐羌等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的文化有关，因为用圆形金属饰物作为服饰装饰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古老习惯，而且云南青铜扣饰无论形制、母题都带有类似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时间上相对较晚，装饰手法已经成熟，说明它带有较多的外来文化因素。

东汉以后，随着汉文化在云南的流行，青铜扣饰艺术逐渐走向衰落。作为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典型滇文化器物之一，青铜扣饰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滇人生产、生活的一幕幕场景，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再现了被历史尘埃所掩盖的一段段滇国历史，因而显得弥足珍贵。（记者 李艾丽/文 沈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