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光耀

2021年5月，德钦县文物管理所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根据当地藏民提供线索，在德钦县佛山乡说日村东达亚山口（马坝顶和阿东河二级电站间的山梁上）的茶马古道边的崖壁上，发现了一通摩崖石刻残迹，上刻汉文，刻字时间为1912年10月16日，正是西征滇军从西藏撤返云南境内之时，距今已有110年。

摩崖石刻现状

东达亚摩崖石刻从右至左共四列，可辨识的文字内容为：

滇郑开文 西征凯旋纪 民国元年十月望日 禄丰刘钟俊启

经德钦县文物管理所次里农布等考古人员的初步勘查：此摩崖石刻共23个字，整个崖壁高约12米，宽约4.1米，其中刻字的区域高约2.4米，宽约2.2米。石刻的质地为叠层红砂岩，主体内容“西征凯旋纪”的字体为颜体，其余为行楷。由于此摩崖石刻处于海拔3000余米的东达亚山口，山体陡峭，气候寒冷，冬春季风速很大，冰雪覆盖时间长，季节、昼夜温差大，裸露崖壁热胀冷缩和风化明显，导致摩崖石刻表面氧化、溶蚀，脱落严重，大部分字迹的偏旁和笔画残缺，已不能完整辨读。石刻下部的表面由于受地表雨雪水的浸润，已完全龟裂，成为碎片。据此处山体、地形的观察，东达亚山区域的山体风化、沙化严重，有发生过山体崩塌或局部雪崩、泥石流的迹象。由此判断，百年来的地质变迁，摩崖石刻的下部可能遭遇掩埋，导致碑刻内容缺损明显。比如“纪”字以下应该还有“念”或“念碑”等其他文字内容，因为民国初年的滇军西征凯旋是个大事件，应该立碑纪念，故此摩崖石刻内容为“西征凯旋纪念”或“西征凯旋纪念碑”方为完整。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缺乏必要的勘探仪器设备，而且当地海拔高、气候恶劣，不便进行浮土清理，暂时不能确定被掩埋部分的具体情况。

现就摩崖石刻上可以辨读的文字内容，将相关事件、人物、历史背景和滇军西征的历史意义阐述如下。

人物身份解读

郑开文，字炳然，云南省通海县人。民国初年任德钦前线指挥部军事长官、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队长。事实上，西征滇军司令部驻节丽江，居中调度，并未参与入藏战事。唯有第一纵队（混成旅编制）真正进入西藏援藏平叛，是盐井、毕土等战役的参战部队，郑开文是执行入藏战事的第一责任人。刘钟俊，云南省禄丰县人，时任西征滇军右纵队参谋兼西协防军第六营营长（原前卫司令、西协防军第六营营长为李学诗）。

东达亚摩崖石刻内容显然是最后撤离藏境的滇军右纵队第六营营长刘钟俊为纪念云南军队完成民国政府援藏平叛任务凯旋而刻下的。

英帝国主义的图谋

清朝末期，英国利用其印度殖民地为跳板，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活动。为了应对英国对我国藏区入侵引起的西南边疆危机，清政府一改以往在该地区所实行的传统统治策略和民族关系模式，开始积极地在康藏地区推行一系列新政措施，调动川军进驻西藏，加强防卫；对部分区域进行改土归流等社会变革，以期防止主权旁落、领土流失。

但是濒临崩溃瓦解的封建王朝已经不可能再有明智的作为了，这些举措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藏、汉民族间和中原与边疆地区客观存在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急剧的社会变革，触及了大农奴主、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极力抵触和抗拒，损害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导致藏区社会的激烈动荡。

1911年9月至1912年8月间，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分裂势力相勾连，利用中国国内政局动乱之际，在西藏发动驱逐驻藏官兵的“驱汉运动”，妄图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图谋“西藏独立”。 

同时，川边藏族上层因不满清政府此前的改土归流、川藏划界等变革措施，受西藏亲英分子的煽动、指使，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趁乱于1912年5月发动武装叛乱，并向川边进攻，来势之猛，势如破竹。

由于藏军已经被英方利用，西藏、川边的武装冲突已经演变为分裂主权和破坏祖国统一的原则性问题，其实质就是英帝国主义趁中国社会变革之际，图谋割据、瓜分中国领土，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范围。

维护统一 不惜一战

辛亥革命鼎革之初，就遭遇如此变局，遂引起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洋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滇、川两省都督也屡请北洋政府出兵西征，维护主权。在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

滇藏连接，关系殊重，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云南都督蔡锷相当积极，极力主张出兵援藏平叛。

蔡锷、郑开文等人在广西编练新军时就认为中国必须至少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国家战略构想在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其作战意图就是以英国在中印边界军事力量为目标，在怒求、珞瑜、野人山之间确定中国军事力量存在的事实，以断绝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并决意为体现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惜与其一战。

云南西征军统帅人选

1912年5月18日，北洋政府电请蔡锷派兵会同蜀军“联合进藏，竭力镇抚”，接到政府电令后，蔡锷马上组织云南西征军援藏平叛。组军先选帅，由谁来统率西征滇军？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担任援藏平叛的西征滇军司令官，自然是李根源最合适。李根源在云南“重九起义”后不久，就以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的名义，全权处理滇西军政事务，并且蔡锷一再表态“经营滇西，请公放手办去，省中决不遥制”。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四川接壤，蔡锷与军政界的想法亦相当一致，由李根源率领滇军援藏平叛，从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最为相宜。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蔡锷将统帅人员名单报备袁世凯政府批准时，西征滇军司令官李根源的提名却遭到了否定。极力反对此项任命的人，不是袁世凯或陆军部相关人员，竟然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据北京传来的内部消息，对李根源非常不利。有驻京滇籍国会议员、云南代表等在信函中就透露消息说：“大约因边事与外人颇有龃龉，故英公使屡次向中央多谓不然，都督为印兄请统兵入藏，已不可能矣。”李根源可能不知道事情如此变化，或者他压根儿也不会相信，堂堂民国政府为率兵出征平复由英国人幕后策划、煽动西藏地方势力的叛乱，维护国家主权而拟定的军事部署，竟然会因为幕后交战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干涉而流产。李根源在得知蔡锷另外任命滇军督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瓛统领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后，迁怒于蔡锷的言而无信，于是称病、辞职，撂挑子不干了。尽管蔡锷、郑开文等人多次致电相劝，但李根源去意已决，从此与蔡锷分道扬镳，不再与闻云南军政，专注于组织云南国民党支部、参选国会议员。

云南西征军遴选统领的幕后较量，一开始就决定了援藏平叛战事的走向。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处理英军图谋侵犯中国主权、煽动西藏叛乱、妄图瓜分西藏的重大问题时，竟然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之鼻息，对其言听计从，把战场对手的好恶强加于中国官员身上，注定了这场战事就是袁世凯利用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与大英帝国相勾兑的筹码，作为争取英国政府支持他继续执政、完成大借款的利益交换，其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