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晚清学者袁嘉谷编撰的《民国石屏县志》和1994年版《江川县志》两部地方志，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古代南丝路中线贯穿滇中境内的三个重要节点：关索岭、海门桥、甸苴关。三地之间的关卡、哨铺名称也能找到准确的记载，不过由于古今地名的异同、行政区划的更迭、沿途地理风物的沧桑巨变，这一段古驿道上的站点还是很难被描摹清楚。“关索岭―海门桥”部分在本专题的“江川篇”有过讲述，这里着重讲“海门桥―甸苴关”部分。恰好，从两湖（星云湖、杞麓湖）沿岸穿过的这段古道，正处于明清时期临安府宁州辖区，所以这部分就称为“宁州篇”。

螺蛳铺接海门桥

明清两代，临安府与澄江府在今玉溪“三湖”地区的分界五百余年间变化并不明显，要绘制出一条精确的界线也非难事。可是在古代地方志所载的两府地图中，所绘的界线却是水墨山水画的风格，过于粗线条。不得已，记者求助于著名学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发现书中的地图更加粗线条，将宁州西部的大片区域也划入澄江府辖地。接着记者找到了民国初年编纂的《黎县志》，书中所载的“华宁县全图”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地图的精确与精细，其中江川与华宁的分界仍然沿用明清两代的惯例，最显眼的标志是将抚仙湖、星云湖一分为二，各占一半。这一点符合明清地方志对两府分界的文字描述，也印证了华宁流传极广的古谚：“宁州无海三半海，通海澄江浪广海。”意思是杞麓湖、抚仙湖、星云湖，各有一半属于宁州。《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上说“宁州，前控通海，后引澄江”，也算如实记录。再看《黎县志》的地图，杞麓湖的确有一半划入宁州（华宁）。因此说，明清两代，杞麓湖东岸今属通海县的大部分区域在古代属于宁州管辖是没有疑问的。

再来看，南丝路中线陆路与两府分界线的“相交点”，已明确指向了星云湖北岸的“海门桥”。明代的《滇志·桥梁》记载：“海门桥，在县东南八里，为临安要路，通星云湖水。入抚仙湖，登舟始此。天顺五年建。”这段文字说明，海门桥最晚在明代天顺年间已经成为滇中地区的水陆交通要冲，从这里走水路可达澄江府城，走驿道可达临安府城。清代乾隆年间的探花、临安知府王文治出差路过这里时留下过一首七绝《海门桥》：

螺蛳铺接海门桥，一碧秋光到岸遥。

岸上行人趁斜日，新黄叶外马萧萧。

由这首诗的第一句引出了这段古驿道上的另一个重要节点——螺蛳铺，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古道上那些熟悉的地名

在古代云南，驿道上的站点，通常带有“铺、哨、驿、堡、关”等字眼。云南的驿传制度最晚在唐代已经出现，在南丝路中线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与唐朝强化对安南地区的管辖有关，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对此有较为清晰的描述。这项制度完善于明代，在与洪武初年推行的屯垦制度相结合后趋于稳定。在今玉溪，许多名称中带“铺”“哨”等字眼的村庄，其创建大多始于明代。滇中地区常见的“铺”与“哨”都广泛分布于驿道干线之上，两者在职能和分工上却有不同：“铺”负责驿道上的公文、信息的传递；“哨”的职能则是驿道上的戍卫与治安。

明清两代，从江川海门桥过宁州甸苴关，进入通海县，其间的站点在《康熙宁州郡志》“哨铺”一节里有记载：

海门哨，治北六十里，由海门达江川；螺蛳铺，治北六十里，接海门桥；石崖哨（有误，应作“石岩哨”，下同），达螺蛳铺；梅子军哨，达石崖哨；梅子民哨，治西北四十五里，达梅子军哨；甸苴铺，达梅子哨铺；义广铺，达甸苴铺；义广哨，治西四十里，达义广铺。

以上提及的这些站点，螺蛳铺、石岩哨、梅子铺、义广哨等，成为玉溪先民定居点的时间较早，故其作为地名沿用四五百年也没有被废除。据这份史料，记者梳理出穿越宁州境内的驿道线路：海门哨―螺蛳铺―石岩哨―梅子铺（梅子哨）―甸苴关（甸苴铺）―义广哨（义广铺）。

当然有读者还希望了解这条驿道在穿越星云湖、杞麓湖沿岸时，除了以上哨铺，还途经哪些地方。查阅云南地方史料，记者在《康熙石屏州志》卷十二“旅途志”找到了相关记载，其中海门桥以东及宁州境内驿道经过的地名有：

海门桥、界鱼石、柿花园、桃园、螺蛳铺、石岩哨、梅子哨、甸苴关、甸苴坝、望海哨、李公山、义广。

这段记载可视为《康熙石屏州志》的附录部分，似从修志者、署石屏州知州程封的私人笔记中摘录出来的。程封记录的这段旅程，始于昆明，途经清代澄江府的江川、临安府的宁州、通海、建水，最后到达石屏。书中，程封还补遗了一部分行程内容，似征引他人著作，记录了从石屏出发，直达缅甸摆古海岸的旅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通海到江川的一日行程

程封记录的宁州境内驿道上的地名，如柿花园、桃园，今天都还能在星云湖畔找到。甸苴关、甸苴坝，这两个地名看似陌生，其实“甸苴”就是今天江川雄关的旧称。明代早期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上就出现过“甸苴铺”，天启年间的《滇志》记载：“甸苴关。”“甸苴巡检司，在州西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建。”可见最晚明初，甸苴之名就已经出现了。

王文治途经甸苴关，写过一首五律，收入他的作品集《梦楼诗集》：

疏雨才过后，斜阳未敛时。

穿林燕雀喜，归陇牛羊迟。

而我苦于役，解鞍方在兹。

那能不相问，隔崦有东菑。

从“解鞍方在兹”一句来看，甸苴关正处在官马大道上，是古代往来官员休息的地方，可能比不上驿站方便，却能提供茶水、酒食服务。

清代乾隆五十一年，通海丙午科举人戴圣化赴京参加会试，他从通海县城出发，一路走一路记，留下了一册《北上日行录》，书中有一段文字：

冬月二十日，自通起身，是日晴……至甸苴关打尖，适有郭大少爷延之坐，故辞后，彼将酒肴送于家四叔铺内，同杨西林与兄扰之，兄乘马同行，戌时至海门宿。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从通海走驿道北上，甸苴关是最适宜短暂休息的地方；而从通海行至江川，刚好一日行程，晚上投宿地不在县城，而在星云湖北岸的海门。海门的食宿服务显然好于县城，这与其水陆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再看《蛮书》里的记载：“通海城……至江川县一日。”著名学者向达在注解这一日行程时认为：“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江川县）。”这位老先生到过云南，却不一定走过南丝路中线的这段古驿道，中间一百六十里的行程显然估算有误。程封在《康熙石屏州志》中记载，从江川县城到通海县城的这段驿道“号七亭，实六亭”。清代的一亭即十里，六亭即六十里，刚好一日行程。以向达所说，走水路横渡杞麓湖，上岸走陆路，再渡星云湖，直达北岸的江川县城，几乎就不绕行，走的就是一条直线，行程显然少于六十里，也用不了一日时间。

因此，可以说，唐代旅人的这段滇中一日行程，可以走水路，但沿两湖湖岸绕行，全程走陆路更为接近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记者 蔡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