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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探路人与谋略家

——南丝路中线“黄金通道”重要节点考(人物篇之一)

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汉代,兴盛于公元七世纪;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至少早于西北丝绸之路两个世纪。要讲清楚一条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有难度的,讲清楚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则更有挑战性。幸运的是,古代的地方史料从地理的角度给出了很多提示,尽管在历史的演进中,某些线路和节点有了变化,但整体的方向、线路都已被时代锚定。本文尝试从与古道相关的人物入手,在历史的脉络上给出几个时间的坐标,以方便读者加深对这条古道的认识。

早期南丝路的探路人

南丝路的开通标志是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文献记载过中国的丝绸,那时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其实早期在南丝路上流通之物并非只有丝绸,从滇中地区古滇国王族墓地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贮贝器来看,器物中存放的成千上万的海贝无疑来自北部湾或印度洋的缅印海岸,最初是货物,后来则成了货币和财富的象征。这一时期见证南丝路中线开通的人物是一代代滇王。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滇中地区的居民使用海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4000年的通海兴义贝丘文化,兴义村的先民已经将海贝作为货币使用。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将南丝路中线开通的历史大大提前了。

4000年前兴义村先民的姓氏已经不可考,但梳理南丝路中线的历史见证人时,他们是绕不开的。

在南丝路中线的滇缅通道中,西双版纳是重要一站,这里古称产里,商周时代就有朝贡的记录。据说,西周时期,产里部族又去朝贡,回程时迷路,周公便制作指南车为他们指路,指引他们回到部落,之后产里更名“车里”,一直沿用到近代。据学者考证,产里部族作为早期南丝路上的探路人,其朝贡线路有可能就是明代的贡象下路。

有史可考的早期探路人是古蜀国王子——蜀泮,他在秦国灭蜀国之后一路南遁进入云南,沿南丝路中线“黄金通道”,穿过滇中地区,乘船沿仆水(元江―红河)到达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自称“安阳王”。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蒙文通认为,古蜀国王子进入云南后,从仆水上游一路漂流到下游的交趾,最后建国称王。

两汉时期的地理发现

读《史记》可知,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对击败匈奴、打通西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派出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经艰险,不辱使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同时误打误撞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发现者。

《史记》上说张骞到了西域大夏时,看到了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而那时的西域已经被匈奴控制,汉朝与大夏等诸国的双边贸易因西北丝绸之路的中断而暂停。大夏国的商人告诉张骞,这些产自蜀地的商品是从身毒国(古印度)转运过来的。这条消息让张骞非常激动,回国后,他将自己的地理发现上报汉武帝,并希望朝廷能打通蜀身毒道,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东汉的开国功臣、伏波将军马援在历史上被传颂得最多的是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其实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谋略家。《水经注》中引用过他在平定交趾郡叛乱后说的一段话:“从麊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在这段话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麊泠水道”(今越南境内的红河航道)和“滇越进桑道”(即后世之通海城路),并指出滇越之间的通道对于汉朝治理和稳定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

当代学者蓝勇认为,在汉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王朝的决策者对滇越进桑道(南丝路在云南境内的中线)的关注度,远远高于滇缅永昌道(南丝路在云南境内的西线)。这个论断可以让现代人更清晰地了解到公元一世纪中期马援的战略家眼光。

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下平定交趾之乱后,立下铜柱记录自己的功绩,也有人说是作为东汉疆界的标志。这一事件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只是越南和我国多地都出现过“马援铜柱”。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上说:“天宝八载,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这是今昆明安宁市立过“马援铜柱”的记载,有人认为铜柱是马援南征路过安宁时立下的,也有人认为是唐人仿效马援所立。在玉溪华宁地方史料中也记载过,豆氏先祖本是山东人,随马援南征交趾后定居华宁,并在豆氏家族史中留下一副对联:“建武初平险,句町即援疆。”这几段历史逸闻都说明了伏波将军马援在云南民间有着很深的影响力。 

唐代的布局与谋划

进入公元七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南方丝绸之路在云南境内的中线与之紧密关联,其在政治、军事、贸易、交通上的地位也随之大大提升。李唐王朝接管这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大通道后愈加重视,其中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的步头路,完全成了帝国军队发起军事行动的重要依仗之一。在唐朝与南诏之间历次战争中,无论是天宝之战,还是安南都护府的争夺战,无论哪一方进军,有水道便利的步头路都是首选。

为了更好地掌控这条通江达海的古道,李唐王朝不断地刺探、记录这条古道上各类有价值的情报,事无巨细,肆意网罗,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数据库、通讯社的时代,其采集信息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有两位唐代官员很有代表性。

贾耽,唐代沧州南皮人,在青年时期,就以博闻强记闻名。天宝年间,举明经累官至鸿胪卿,德宗时(公元八世纪末)出任宰相,居相位凡十三年。任鸿胪卿期间,他主持各国往来朝贡,熟悉边疆山川风土,搜集资料甚勤,了解了许多书籍上缺乏记载的鲜明生动的地理知识,再加上他对地理学的浓厚兴趣,曾绘制《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陇右山南图》,著有《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吐蕃黄河录》等,在我国地图绘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皇华四达记》一书中,贾耽提出了著名的“安南通天竺道”:东南起于太平洋北部湾的安南交州港,西出天竺至印度洋,成为中国南方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陆路交通大动脉,同时也构成了唐宋时期云南对外通道的主干线之一。

这位唐代谋略家的构想,其实就是将早期的滇越进桑道与滇缅永昌道关联在一起,将南丝路在云南境内的多条支线关联在一起。如果考虑到当时北部湾至印度洋沿岸城市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条国际海陆交通环线也就成形了。

樊绰,生平事迹大多已经湮灭,后人只知道他在唐懿宗时出任安南都护经略使蔡袭的从事。有学者认为,咸通三年(862年),他曾奉蔡袭之命率健卒20人潜入南诏侦察军事虚实。次年正月南诏攻破安南都护府城,蔡袭战死,樊绰突围逃脱。后来,他撰写出著名的史地著作《蛮书》并献给朝廷,得以出任夔州都督府长史。

《蛮书》共分十卷,记录唐代云南境内的交通里程,重要的山脉、河流和城邑,云南各族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以及部族的分布徙移等情况,是研究南诏史和西南历史的珍贵资料。在这部书中,樊绰详细记录了唐代步头路的里程、站点以及各种相关信息。对比唐代与明清时期这条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记者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因而后人将这部书称为唐代间谍撰写的云南百科全书。

当代云南也有学者多认为《蛮书》的史实并非出自樊绰的实地调查,而是大量采用了唐代学者的著作,如韦琯的《云南事状》和袁滋的《云南记》。可是当读者读到《蛮书》中一段文字,其中讲到南诏白崖城中有一座阁罗凤建造的大厅,大厅的后院长了几株橙树,树上结满了绿色的橙子……读者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细节只有到过白崖城的人才能见过或听过。(玉溪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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