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 人文 >> 滇中人物
生命椽笔
——纪念云南书画家普文治先生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16-02-23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网   点击: ]


   普文治像


 湖江诗意


泰山不老松

编者按: 

普文治,著名书画家,受教于书画大师潘天寿,早年畅游祖国的名山大川,之后创作了许多佳作,在书画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今年是普文治诞辰一百周年,本栏目刊出李芮的文章以示纪念。

地处“蛮荒”的云南,虽山水绮丽,然千百年来,少与绘画大家结缘。担当以下,有名望者寥寥数人。然而,上世纪40年代崛起于滇中大地上的普文治,却为不够明亮甚至有些黯淡的云南画坛,浓墨重彩地增添了一笔亮色。普文治,也成为闪耀于云南书画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1“诗、书、画、印”交相辉映

仅从名字来看,家学渊源的普家上辈,在普文治身上寄寓了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数千年来的社会理想。而普文治自己,也为这两个字坚守了一生,并最终赢得了世人的景仰而无愧于这个名字。翻阅普文治的简历,我们触摸到的,是一名中国知识分子那长长的艺术足迹,那深深的人格烙印。

1916年,普文治出生于星云湖畔的江川县大街镇毕家村(时属华宁管辖),自幼聪颖过人,尤对书画情有独钟,显现出少有的天分。八九岁时书写春联,为曾祖父绘全身水墨像,已惟妙惟肖。在昆明上高中时,课余习书作画,技艺初露端倪,为同学感佩、教师赞誉。后来考入国立艺专,受教于潘天寿,潘天寿的审美取向、艺术追求和人生态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艺专迁至重庆,他又得以师从吕凤子、吴茀之、张振铎、傅抱石等名家,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金石篆刻均大有长进。1945年,他在重庆加入以徐悲鸿为主委的中华美术协会,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巡展,并选送美、法、德等国展览。年届三十,就能够跻身于国内一流的书画舞台,可见他书画水平不同凡响。他先后在教育部、国家美术教育委员会、上海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处任职,走遍了大江南北,对祖国的名山大川进行直接观摩、切身体验,绘成大量写生画稿,为他日后的绘画创作积累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与灵感。

欣赏普文治那一幅幅山水和松石画卷,气韵连贯,气象高远,融入了他对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热爱之情,更浸透了他坚贞、纯厚的人格魅力、性情魅力。他在构图上发展了传统山水画的“三远”透视法,通过仰视、俯视、平视等多角度表现物象。无论是技法还是意境,他都站在了一个至高点上,在挥毫泼墨之中,酣畅淋漓、恣肆汪洋地展示着他的胸襟、他的激情、他的追求。而在这种艺术释放中,他的生命才是鲜活的,才是灵动的,才是快意的。这种生命的鲜活、灵动和快意,成就了他作品的格调、品位与力量。

普文治国立艺专时的同学、当代国画大师吴冠中先生晚年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普文治先生既走进又走出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将富有传统面目和自新面目的诗、书、画、印巧妙地统一在绘画形象格局中,构成了他丰富的艺术领地。”普文治是一位诗、书、画、印交相辉映的画家,他山水画中那种人文情结,那种诗意画境,与早年的诗文熏陶和人格养成密不可分。其绘画作品中的笔墨精神,则得益于多年书法功底的支撑和涵养。普文治的书法,雄浑中不失清隽,质朴中透着灵巧,既有嶙峋的风骨,又有圆融的厚重。曾见他的一幅颜体行书,骨力遒劲,气势恢宏,非数十年之功,不能达此境界。难怪直到1964年,他的恩师潘天寿仍对这位弟子念念不忘,邀请他到浙江美术学院工作,无奈普文治正在“四清”运动中接受教育,未能成行。作为一代宗师,潘天寿当然是慧眼识才的。

2荒废三十余年

然而,本可以在中国画坛尽情挥洒才气的普文治,艺术生涯突然中断了,这一断就是30余年。

一位清癯的老人,伫立在村头的菜畦边,呆呆地凝望着落日余晖中烟气笼罩的西山,云霞浮动的瞬间,他的眼神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辽远的憧憬。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晚年的普文治,我的眼前就不由得出现这样一幅画面,而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又不免生发出丝丝酸楚。

才志清明,又生于乱世,可以想见普文治的一生,该是怎样的颠沛流离,怎样的艰难坎坷。“治生乱世,貔貅四起,烽火连年,民不聊生。婴乳外逃,追随父叔……”这是普文治四言自序诗的开头几句。出生尚未满月,就因匪患在母亲的襁褓中逃难,走东串西投亲靠友。从一出场,普文治的生命历程,就被蒙上了一层多灾多难的阴影。

尽管有过意气风发,尽管有过世人瞩目,普文治的一生,的确是让人吁嘘、让人感慨的一生。青少年时期,匪患、战乱连绵不绝,临近解放,他从昆明疏散回乡,又因地霸遮天,不得不移家邻县澄江。解放不久,他即被清查,经船渡回江川拘留,开始了他更为困厄的人生跋涉。自此以后,他坐过牢、务过农、刻过章、任过教,反右中被遣送劳改,“文革”中又被拘留审查,一代名家的艺术生命,整整被迫荒废了30余年。

从城市流落到农村,从人上人沦落为阶下囚,原来的平台突然被撕裂了,原来的成就突然被切割了,劳苦、多病,甚至还有危及生命的担惊受怕。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面对这些磨难,普文治是怎样挺过来的?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他必定是如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和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一样,能够用心底那份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自己熬过最为艰难的日日夜夜。然而,30余年丢掉画笔,对于一位艺术奇才来说,是怎样的一种心酸、无奈与痛苦啊。“文革”期间,他曾私下积攒了200元钱藏在常穿的棉衣里,家人探视时为他送去棉衣,结果被“人保组”搜查出来,一口咬定是送给他逃跑的路费,家人为此十分不解。获释后议及此事,他才道出原委,是想攒点钱重游一些地方,以丰富创作元素。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普文治内心深处那种期盼,那份执着。

苍天有眼,给普文治留下了几年的自由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多年流落街头靠帮人刻名章写书信谋生的普文治,终于自由地拿起了手中的画笔,勾画生命的精彩,勾画生命的厚重,勾画生命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也正是命运留给他的这几年时间,让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书画精品,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书画大家,这样一位饱经风雨的七旬老人,竟然会死于一辆单车的冲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片久负于他,而他却深情挚爱着的土地。

3纯真坦荡之人

潘天寿作画,布局奇险,用笔劲挺,气韵生动。他画山石,多方正奇崛,画鸟儿,鸟头甚至对着画外,不看画里的风景。这种鲜明的个性,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普文治。普文治有一幅题名《独抱虚怀》的竹子画,画面中,一丛劲竹在乱风中摇曳抗争,就很有潘天寿的脾气。潘天寿在“文革”中惨遭厄运,当然会和这种傲骨有一定的关联。而普文治也跟他的老师一样,在动乱年代,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非人待遇。这不能算是一种巧合,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艺术之殇、文化之殇,更是一种人性之殇、正气之殇。

傲骨,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可以说是某种艺术的因子,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子。普文治的书画作品,不时也透着这种文人的傲骨,但在现实生活中,普文治不仅不傲,却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敦厚长者。

普文治幼时,每见村中长者,大爹、大妈、大叔、大婶不绝于口。翻阅手头几封普文治写给他二叔和侄儿的书信复印件,字里行间充满了亲情、敬意和关爱,情真意切,读之叹服。对亲人如此,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他也都是抱着一颗善心和爱心去相处、去对待的。抗战初期学校停课,他返家暂居,写生时常有儿童围观,他给大家分发糖果,给有鼻涕的擦鼻涕,深受村邻称赞。一位叫普留生的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刚刚初中毕业的他,为了用艺术字体写下毕业赠言,抱着一摞笔记本去找仅有一面之交普文治,普文治不但一丝不苟地帮他写完笔记本,还怕年轻人等得时间长了,特意拿出自己画的《学习雷锋》连环画给他在旁边看。

“一个人只想索取,不作奉献,人生就没有意义了。”经历了太多的坎坷,见识了太多的丑恶,普文治却始终坚持这样的信条。他达观坦荡,常以“长乐”自号。劳改回来后,普文治在县城综合营业社刻图章、写对联、印字画。单位私人相托,他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干部群众一视同仁。他经常抽出时间教乡里的孩子学画,以培养书画人才为己任,以自己的书画能够进入千家万户为快事,偶有机会到学校代课,更是孜孜不倦,尽心教诲,去诱导能够感知美的心灵、能够发现美的眼睛。

1940年,年仅20岁的普文治曾与恩师潘天寿有过一次晋宁盘龙寺之游。途中潘天寿谈道:“美情与利禄相背,而不相容……惟纯真坦荡之人,方能入美之至境。”数十年以后,普文治还清楚地把这句话印在脑海里面,可见“美”在普文治生命中的分量。他的艺术,是在追求美、渲染美,他的生活,是在感知美、传播美。正是这种丰沛的精神力量,让他在最底层的生活中,忍辱负重,抱璞守望,始终保持了一个文人艺术家的人格尊严与审美意趣。经过命运的洗礼,他手中的那支画笔,更显出如炬般的亮度、如椽般的力度。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杜甫,无论是潘天寿还是普文治,他们都在用这种精神力量,接力着中华五千年文化生生不息的圣火。

2011年10月,普文治书画展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现场展出绘画、书法、篆刻作品130多幅,短短5天时间,就有数千人前来欣赏他的作品。2012年7月,“中国当代名家画集”《普文治书画作品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普文治先生在天定有英灵,当可作为迟来的告慰。(李芮 文/图)

编辑:郑静瑜
扫一扫,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分享到:
相关链接
关注在玉溪微信
下载玉溪日报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