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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京地下党支部成立始末(上)
再析人民音乐家聂耳死因
[ 玉溪网   发布时间:2016-07-08   进入社区    来源:玉溪网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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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东京支部》,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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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17日,日本警方签发的聂耳死亡鉴定书。(崎松供图)

□  崎松

过去只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曾先后有人在旅法、旅苏、旅美华人当中,成立过党组织开展活动。但是从未看到在日本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史料,更不清楚1935年聂耳去日本考察前后,在中国留日学生中有无中共党组织活动的具体情况。

2012年初,笔者接到一个从广州暨南大学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他是该校的退休老干部,正在参加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一本《中共东京支部》的图书。他们查到了我是多年从事聂耳研究的专家,特请我为他们提供一幅1935年8月,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为聂耳举行追悼会时的集体合影照片。按地址把照片发去后,到2013年1月书印出来时,他们给我寄来一本。至此,我和全国读者一样,头一次知道了这段当时的史实。该书有30万字,资料照片多幅,是内部铅印的。内容包括:序言、回忆录、访谈录、自传、怀念诗文、烈士传略、留日学生活动报道文选、附录等,详细记录了中共东京地下党支部的成立与活动情况。其中,有一些当时聂耳在日本活动的情况,是很难得的。

另外,2012年7月中旬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举办“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暨聂耳诞生100周年”大型活动,我和聂耳的侄女聂丽华等一起应邀访问日本。除了到藤泽市鹄沼海滨聂耳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之外,还亲自见到1935年7月17日,与聂耳一起下海游泳的松崎厚老人,也收集了部分有关聂耳的史料。因此,对于2009年12月我在《玉溪日报》上发表的《聂耳在日本遇难的死因探析》一文,现在还应该再作一些补充。

1935年2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上海遭到破坏。田汉、阳瀚笙、赵铭彝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4月份又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艺术家,批准他转道日本去考察,然后再到欧洲和苏联学习音乐创作。

聂耳于同年4月15日乘“长崎号”离开上海东渡日本,4月18日到达东京。当时,他做了三个“三月计划”,每天日程都安排得很满。但7月17日聂耳到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只完成了第一个“三月计划”,在日本总共才住了三个月。

由于聂耳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又武装侵犯上海等重大事件之后出国的,他又以创作抗战歌曲成名,加之他在遇难后从鹄沼海里打捞上来的遗体发现“口里流过少许血,头上也有少许血”,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不少猜疑,认为他的死因不明,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务谋害而死的。因此,对当时日本警方鉴定为“溺水而死”的结论人们都不大相信。

到2009年笔者发表《聂耳在日本遇难的死因探析》时,他已经去世75年,根据多年收集到的有关史料进行分析后,我归纳出十条理由,说明他属于“溺水而亡”的可能性很大。一、聂耳去日本时,他是中共党员的身份无任何人知道。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3月在上海写出初稿,同年4月下旬到日本修改后定稿,寄回上海录音,《风云儿女》的电影5月24日在上海首映。那时,这部电影还没有传到日本。三、聂耳在日本所写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过他受日本特务的跟踪信息。四、聂耳在日本先后给家人和亲友寄出7封信件,也没有一封信讲到他受到国民党或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五、当时,聂耳仅是个业余的音乐青年工作者,名气也不大,国外更无人知道他。六、聂耳去日本,没有办理过什么护照,也没有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七、中国左翼作家张大虚(张鹤)是聂耳在昆明时最好的朋友,他在聂耳之前去日本。聂耳遇难时是他第一个赶到现场,认领遗体进行火化,又参加日本的追悼会,并主编了《聂耳纪念集》一书。但从这本书里和他本人所写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日本特务害死聂耳的说法。八、与聂耳一起到海边游泳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在房东滨田实弘当时所写的证明材料及别人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人说到有什么异常之人跟踪。九、在聂耳遇难的第二天,1935年7月18日,日本报纸就报道了《民国学生聂守信溺水失踪》这个消息,如果真是特务谋杀,不可能这么快就报道的。十、聂耳逝世后这75年中,中国抗日战争早已取得胜利,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审。从这些公审的档案材料中,也从未找到有关暗害聂耳的蛛丝马迹。

直到1935年12月21日,聂耳遇难5个月之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才首次发表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日本的支那现代剧》。文中说:“而聂耳在日本的死却在中国艺术界和民众当中引起极大震动”,“但不仅在日本的一般社会,就是话剧艺术家和音乐家中间也几乎无人知晓(他是什么人)”,“我们对邻邦艺术的了解犹如盲人一般,实在知道的太少”。

笔者的文章于2009年发表,到2012年6月才在玉溪市收到增订版的《聂耳全集》,见到向延生同志所写的《聂耳的死因调查及郭沫若的碑文》编在这部书里,读后发现他的观点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

向延生同志说为了编辑1985年版的《聂耳全集》,他对聂耳的死因进行过专题调查。一、曾经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孙瑜、赵丹等人都说聂耳的游泳技能较差,他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潜水艇”的外号。二、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林林、杜宣等人对聂耳的死因进行过一些调查,都没有找到他被害的根据和事实。三、据杜宣(中共党员,1932年在日本东京左翼文化大同盟支盟的负责人之一)讲,聂耳离开东京去藤泽前,他问过聂耳,一起去的人是否可靠?聂耳说他的好友朝鲜人李相南是朝鲜共产党员,他也是自己人。四、聂耳去日本用的姓名是聂守信,他创作的歌曲连许多中国人都搞不清作者是谁,日本人更不可能知道聂耳就是聂守信。五、中日两国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才全面开战的,因此1935年日本当局还没有谋害聂耳的理由和必要性。六、连当时逃难住在日本的中国著名人士郭沫若,日本警方也仅仅是进行监视;对留日进步学生,日方最多是叫去问话,或押送回国,没有听说有人是被谋杀的。七、聂耳写的抗日歌曲中,歌词里并没有任何“抗日”或反日的字句,日本当局如果以此来谋害一个音乐家还缺乏根据。

还有在上海明月歌剧社工作时,有一次聂耳因练习单杠头朝下摔落在地,当时就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抢救过。1933年在联华公司拍电影外景时,他曾经突然昏倒过。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闹着玩,他们给聂耳“坐飞机”,把他同一侧的手和脚拎起来转圈,不小心脱手,他的头碰到墙时当场就昏了过去。所以有人推测聂耳在日本游泳时,可能头昏发晕失去神志造成不幸。根据上述一些证据,向延生同志也认为聂耳“被谋杀说”的可能性很小,属于游泳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更大。这样,我的“一家之言”变成“两家之言”了。

关于聂耳的遗体在“口角和头上见到少许血迹”的问题,2009年9月30日笔者为了写作《聂耳在日本遇难的死因探析》时,曾专门去玉溪市体育运动学校找黄德兴校长请教过。他从10多岁进入少儿游泳队当队员,现在当游泳教练已有40多年的历史,是一位专家。听完我的介绍讲述后,黄校长说游泳出危险的原因很多,如不了解水情、地形,被冲入水里碰到礁石或木桩被撞伤;有的人因血压高,海水压力太大,引起血管收缩使心脑出问题;还有的人因肢体被水草绞住脚后抽筋,不会自救;有人被漩涡把腿卷进洞里等等。

聂耳在海水涨潮时去冲浪,最容易被海水呛着而引起窒息。至于窒息后会不会七窍出血?他说自己亲自救助过20多人出水,多数被救活了,也有少数人当场死亡。他见到过被救上岸来的人,有个别人有耳朵、鼻腔出血的情况,聂耳当时头上出血,要看是否撞到石头来判断。

关于游泳被淹死的人,大体有三类情况:一是完全不懂游泳知识,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初学者;二是虽有些游泳知识技巧,但麻痹大意不了解当地水情者;三是会游泳但没有经过专门系统的训练者,他们不懂得发生危急情况时如何冷静地自救。聂耳属于最后一种,这可算是经验之谈了。

过去,人们总以为聂耳去日本考察是孤独一人去闯荡,最多就是在日本认识一两个留日学生而已,不仅人地两生,而且没有任何组织的保护和帮助,又是到一个敌对国家去,因此可能常常会充满危险。读了《中共东京支部》一书后,才得知历史背景并非完全如此。

编辑: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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